“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后，中国政府一直言之凿凿地肯定：“这一震惊世界的空难事件完全是国民党特务一手制造的。”然而，自事故发生以来，台湾国民党当局则一直多次坚持声明“根本没有这回事”，“与国府的任何机构都无关”；再加上凶手一直都还逍遥法外，致使这一举世惊骇的事件至今还是海峡两岸间的历史悬案。
40多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亚非会议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而有个人却反衬着这段历史而将遗臭万年。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隐姓埋名，匿居在台湾岛上一个不大的城镇里。他60多岁了，已至暮年。1995年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炸毁失事40周年。这一年四五月间，台湾的一些传媒对当年的空难“大揭密”。作为往“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的直接凶手，周驹这个人的名字，才在台湾的报纸杂志上浮现出来。
但是，幕后的主使者、阴谋的策划者、罪案的指挥者也应该与前台的凶手一起，抖露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清算。
其实，这一空难事件，早已经真相大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是国民党特务在香港作的案，飞机在印尼领空爆炸，罹难者包括中国、印度等5个国家的公民，是个重大的国际案件。根据国际公法，侦破此案是港英当局不可推卸的责任。香港当局在案发后即发表公报表示：尽一切努力调查清楚事实，使肇事者归案法办。香港警务处则悬赏十万港币缉拿凶犯。
印度尼西亚成立了以国家航空局交通主任伊玛汪为负责人的调查委员会，对飞机残骸进行打捞、检查与技术鉴定。
经外交斡旋，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及英国首相艾登，先后达成协议与谅解。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与印度政府派出的代表共赴香港，协助港英当局调查此案。
港英当局在中国与印度的协助下，经过努力，侦破了此案。
这次暗杀行动具体到香港执行的是周斌成。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其人是戴笠的得意门生之一，平时沉默寡言，但做事工于心计，奉派在香港专门从事对大陆的渗透与颠覆活动。在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直接出面指挥这次行动的特务是金健夫，参与策划的特务有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台湾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由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的。
当时，香港还有一个国民党特务机构叫“第五联络组”。九龙的街面上有家“就记电料行”，就是该组织的秘密联络点。“第五联络组”的负责人是张耀灵。
“就记电料行”的老板叫关就记，已在香港居住多年，对香港的地面与人头都十分熟悉。
关就记被香港警方拘审时供认：1955年3月10日那天，张耀灵请他出去喝咖啡。在咖啡馆里，一个很神秘的中年男子已经等在那里。张耀灵将他介绍给这个神秘的吴姓男子，张称关是香港通。吴问：“关老板，你有没有在飞机场工作而又十分可靠的亲戚或者朋友，我有一项很重要的事给他做；当然，事情重要，酬金也就不会低。”
关就记说：“没有。但是，我可以想办法。”
后来，他就去找了跟他关系十分密切的香港人周赞如。周赞如正好有个同族人在机场做地勤清洁工。这个人就是周驹。
3月18日，张耀灵与关就记将周赞如领到上次那家咖啡馆，会见了吴。吴详细地询问了周驹在飞机场工作的情况，又问了其本人和家庭的情况。然后对周说：“你去问一问周驹，看他愿不愿意为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周驹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父亲周瑞维。周家住在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周氏父子都好吃懒做，嗜好赌博，负债累累。那个时候，香港经济十分困难，失业的人很多。周驹身材矮小，又其貌不扬。因为在启德机场有份工，使他找到一个模样还不错的未婚妻，很想有一笔钱结婚。
3月26日，周赞如将周驹领去直接与吴会面。吴先向周驹打听了飞机场的具体情况，然后低声问周驹：“我有一项重要任务，托你去完成，事成之后可给你60万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到台湾后保证你的安全。”
周驹忙问：“什么重要任务？”
吴某说：“破坏共产党要员所乘坐的一架飞机。”
周驹一听，怔住了！“共产党要员！？”他犹豫不决，并自言自语道：“这……太危险，太危险了！”
在一旁的介绍人周赞如也愣住了。
吴沉默了几分钟，望着他说：“60万港币呵！你清扫飞机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个数。你老弟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两天以后，吴单独和周驹见面。周驹终于抵挡不住60万巨款的强烈诱惑，接受了破坏飞机的任务，并在台湾国民党特务的安排下，在九龙某据点接受特工破坏训练，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方法。
4月10日，也就是破坏飞机的前一天，周驹与其父住进九龙某旅馆。台湾特务将60万现金交由其父保管，把其父作人质软押，免得他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1日上午，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逃过安全检查，带进机场。中午，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启德机场后，他乘着进机舱打扫卫生的机会，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作案后，周驹没等下工，就慌忙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登上台湾特务接应他的汽车，匆忙逃走。
据香港当局调查，周驹是于当年5月18日逃往台湾的。台湾特务原打算安排周驹潜入往来于港台的轮船中偷渡进台湾。在与周驹商量时，熟悉机场情况的周驹反而自己提出逃生计划：躲进美国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的班机货舱里，飞往台湾。但从台北松山机场出关，得需台湾特务机构的帮助。
那天，陈纳德的民用飞机降落在松山机场后，突然跳下周驹这个“偷渡客”，立即引起一阵骚动。周驹当场被机场警卫抓获。在保密局值班的谷正文，带着人乘吉普赶去机场接人。在机场值班主管保安的赵姓上校，不让谷带走周驹，产生冲突。吵吵嚷嚷，惊动了中央社驻机场的记者。不明真正内情的记者，马上就事论事抢发了一条某偷渡入境港客与海关人员发生争吵的新闻出去。港府据此获知，所缉拿的周驹已逃到了台湾。据谷正文1995年的回忆，那位赵上校因为这件事丢了官。
5月18日下午，香港警务处接到陈纳德航空公司保安官员琼斯打来的电话称：据该公司台北来电，该公司当日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的飞机行李舱内发现一个潜乘者，自称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梓铭。经查证，周梓铭就是周驹。
港英当局随即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送回香港送审。台湾当局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有关当局无法处理此事，予以拒绝。
港英当局在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的协助和催促下，为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了努力。但是，后来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香港当局的调查报告，竟然只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对本案的主犯、要犯及其他人则认为与本案无关；尤其是国民党特务凶犯吴某与张耀灵均未找到抓获，就匆匆宣布结案，使凶犯逍遥法外。
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的调查结果和敷衍做法深表失望。以法治严明而标榜自己的港英当局，居然让蓄意制造这一举世震惊的空难事件的凶犯逍遥法外，这不能不令世人至今还深感遗憾。
60年代中期，美国特务约翰·史密斯叛逃去苏联，于1967年11月21日在苏《文学报》发表的一篇回忆录中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与“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有关，他本人还亲自将内藏爆炸装置的小手提箱交给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
《纽约时报》记者彼得·格洛斯在90年代出版的《绅士特务：艾伦·杜勒斯的一生》中也说，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时，中央情报局亚洲地区特务向总局提出了一项“最具创意的建议”：在途中炸毁周恩来的专机，以向其他共党领袖显一显“杀鸡给猴子看”的效用。书中还说到这项建议提交上去后，不久就遭到了艾伦·杜勒斯的否决。
问题在于此构想，虽说遭华盛顿否决，但是不能排斥远东站的特务们将此建议告诉与他们常有合作的台湾特务机构，而由台湾特务来执行暗杀计划。事实上，“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后，周恩来还是出席了万隆会议；会议期间，美国组织了一个七八十人的所谓“记者代表团”去了万隆，其中好些“记者”都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这些人光临万隆，目的当然不是采访新闻。
按保密局的前身军统局的规矩，对于地位显赫的人士采取暗杀行动，局长戴笠都不是自作主张行事，而需有老头子点头的。毛人凤作为局长，恐怕也还没有胆量自作主张刺杀周恩来。曾锐生的长篇文章指出，目前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批准炸机行动，但是保密局特务在当时情况下能提供60万元港币的“重赏”，则掌管台湾特务系统的蒋经国和最高当局不可能不知道此事。化名“吴义清”的特务也许是蒋经国派赴香港主持炸机行动的最高负责人。曾锐生在文中说，因蒋介石过去曾有利用暗杀方式除掉政敌的记录，加上周恩来为中共高级领导人，杀周的命令除了蒋介石有权下达之外，别无他人。
